他书写欧洲文明，心里想的是中国
作为一位保持传统知识分子品格的现代知识分子，陈乐民一直用“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情”这句话自勉，他也坦言，自己“研究欧洲，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”。
撰文〡叶克飞
1930年，陈乐民出生于北京，幼时家境宽裕，他也得到了诗文书画的启蒙教育。初中起就读于教会学校，打下英语基础。1953年大学毕业后，他从事外交工作，其中在维也纳的四年生活，成为他对欧洲的最初认知。1983年，他进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，开始全职学者生涯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欧洲研究所所长，中国欧洲学会会长，2008年去世。
这位欧洲专家著述甚丰，今年10月，东方出版社在充分参考此前陈乐民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，经过广泛辑佚、重新编次、细加考订、认真校勘，出版了“陈乐民作品新编”，包括《启蒙札记》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《20世纪的欧洲》《看的是欧洲，想的是中国》《哲学絮语》《读史散记》《书巢寻理》《山高水远》《在中西之间：陈乐民自述》等九种。
作为欧洲专家，陈乐民曾写道：
“我是长期做西欧方面的实际工作的，在欧洲转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去了那么多的地方，就想对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历史写点什么。那些事情大多是我在实际工作中有所了解的，需要的是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，写出凿凿有据的著作。”
这也是他最初书写欧洲的动力所在。
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堪称陈乐民思想飞跃的直接成果。他最初的欧洲写作，专注于观念和感性认知，后来则开始探究欧洲文明内核，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了更深切的关怀，于是便有了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。
书名：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
作者：陈乐民、周弘
出版社：东方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0年10月
定价：68元
这本书的首版于1999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，后经陈乐民增删修改，由三联书店于2014年出版。
在陈乐民看来，欧洲文明的精神内核，其实依然是五四时期提出的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，“没有科学和民主，‘近代欧洲’便无从谈起。”
换言之，只有进步的、“促进不促退的”，才算得上是“文明”，“丑恶”、“肮脏”和“不道德的东西”则只是“不文明”。所以，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并非单纯的“欧洲史”，而是作者对“欧洲文明”的思考，是对欧洲文明的取舍。
书写欧洲，当然离不开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，前者关注精神，后者奠定法治基础。即使所谓的黑暗中世纪，在陈乐民笔下，也只是“走入休息状态的欧洲。孕育了民主与自治的精神，产生了权利和义务的规范，这些都是后来欧洲文明中的精髓。”
在陈乐民看来，15世纪以来，欧洲的走向自然而然，坚定而又明朗。其中，五件大事使得西欧地区完成了近代社会进程，并辐射世界。这五件大事便是地理大发现、文艺复兴、宗教革命、启蒙运动和实证科学的兴起。其中，15和16世纪堪称序幕，17世纪则是精神层面与神学的反复较量，18世纪最为关键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这一时期。而在19世纪中叶后，因为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相互往来与依赖，欧洲观念逐渐超越民族观念，虽然经历巨大波折，但仍在上世纪50年代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。
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作品
这些观点并不新鲜，但要在有限的篇幅里闪转腾挪，而且要通俗可读，仍然不易。
书中的许多历史细节，其实都是欧洲文明进程的关键，比如在书中独立一个章节的圣皮埃尔。
陈乐民写道：
“欧洲历史是一部战争史，进入近代，国家之间和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连绵不断，于是有着对和平的向往。因此‘永久和平’是一些思想家颇为关心的题目。‘永久和平’本是一个神学色彩的向往，是只有在‘天国’和坟墓里才会有的。思想家们赋以世俗新意，以示在战乱中对和平生活的憧憬，亦有觉其美好但在人世间不可能实现之寓意。因此，它只是一种理念。当时留有文字的，可举17世纪的法国作家圣皮埃尔（1658—1743）为例。他留下了一篇长文，就是《永久和平方案》。”
这篇长文对后世影响极大，从卢梭到康德，乃至如今人们提及欧盟的思想渊源时，都不会离开这篇文章。
圣皮埃尔认为，欧洲人“最伟大、最瑰丽”的向往就是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“永久的和普遍的和平”，建立一个恬静、和平的兄弟之间的社会，大家生活在恪守相同格言的永恒协和的气氛之中。而要实现这一点，就要建立欧洲的“邦联政府”，所有参加邦联的欧洲国家，无论大小强弱，都服从这个邦联政府的法律。
圣皮埃尔并非空想，而是提出了真正的构想基础。他认为要构建这样的联盟，必须要由共同利益和共同的精神认同感。
他也认为，欧洲非常适合成为一个联盟。这是因为欧洲人口分布平均，发展水平差距不大，水运发达，交通便利。而且，欧洲历史上一直有血缘联系、贸易来往频密，各国利益交织融合，人口流动由来已久……
很显然，圣皮埃尔的判断已经非常到位，而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，这种交流更为频繁和紧密。但在当时，圣皮埃尔的设想不可能实现。
后来，卢梭对圣皮埃尔的观点进行阐发，康德又在圣皮埃尔和卢梭的基础上，写下了《永久和平论》。他提出的缔结和约、裁减军备与互相尊重权利等具体建议，至今仍是欧盟援用的精神。但《永久和平论》出版那年，俄国、普鲁士与奥地利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，波兰灭亡。革命后的法国正在承受“反法联盟”的战争压力，不过几年，几乎大半个欧洲卷进拿破仑战争。可见康德的观念，当时仍然是个梦想。
但就是在这一代代人的设想和解构中，欧洲文明不断前行。陈乐民认为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最大的区别所在，“在欧洲，是一个世纪‘刷新’一个世纪的历史。在中国，直到与西方相遇以前一直是‘朝代相因’的历史，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传统，只能是‘专制主义’。”
在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一书中，有一个章节单独探讨那个老话题——“中国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”。在这个部分，陈乐民对照了各个时期的中西发展趋势。一次次历史节点的不同选择，造成了19世纪的巨大差距。而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趋势中，中国传统文化暴露的最大问题，就在于缺少以理性为认识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。
作为一位保持传统知识分子品格的现代知识分子，陈乐民一直用“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情”这句话自勉，他也坦言，自己“研究欧洲，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”。正如资中筠所言，陈乐民“对欧洲的探索，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，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判断，不管被扣上多少‘西方中心论’的帽子，中心不改，老而弥坚。而另一方面，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，感情上的迷恋，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。”
几十年来，持这种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稀有，而且一路坎坷，甚至蒙受各种责难乃至冤屈，但若无他们，我们又在何处寻觅光亮？
这套书，值得一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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